《使节 》The Ambassadors

这幅大尺寸的双人肖像油画，出自十六世纪肖像画家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the Younger）之手，描绘的是现实中存在的人物，法国驻英国大使让·德·丁特维尔（Jean de Dinteville）和他的朋友乔治·德·塞尔维 （Georges de Selve）。霍尔拜因在画中左边人物后面的大理石地板上，签名并注明了绘画日期（1533年）。他通常不会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如此精致的签名，表明他为这幅作品而自豪。

这幅画是在欧洲宗教动荡时期画的。当时因教皇不愿意宣布‘英格兰的亨利八世与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无效’，从而导致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他绕过教皇的权威，建立了独立于罗马之外的英格兰教会，并将自己置于教会之首。在画这幅肖像的同一年，亨利八世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 (Anne Boleyn) 。

英格兰与欧洲天主教之间的宗教和政治联系的断裂，让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倍感忧虑，当时英法之间已经签订了和平条约，法王并不想因为此事而激怒神圣罗马皇帝。画中左边的人物是法王的大使让·德·丁特维尔，弗朗西斯最信任的朝臣之一，他代表国王出席了这次婚礼，他的任务是向法王汇报情况。这是他第二次到英格兰进行外交访问，未来他还会再访问三次，在两位君主之间传递信息。当时丁特维尔被要求留在伦敦，参加6月安妮的加冕仪式、和9月亨利和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的出生仪式（因弗朗西斯是她的教父）。现存的信件显示，丁特维尔在他的长期访问中非常不开心。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亨利八世宫廷中度过的痛苦的一年，他形容自己是 “有史以来最忧郁、最疲惫、最令人厌烦的大使”。但他的朋友于4-6月在伦敦短暂停留时对他的访问，使他振作起来。

画中右边的人物，是丁特维尔的密友乔治·德·塞尔维，拉沃尔的主教（Bishop of Lavaur）。塞尔维当时也在执行一项外交任务，尽管我们不知道其具体性质。四年前，他还参加了斯佩尔会议（the Diet of Speyer），在那次会议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V）试图调和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关系。

画这幅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是二十多岁。在丁特维尔的剑鞘上和乔治倚靠的书的边缘上，有数字与拉丁文铭文显示，他们分别是29岁和25岁（”aetatis suae 25″，意思是 “他正处于25岁”）。这幅画像纪念了他们的友谊，以及在英国的这段短暂的相处，并十分细腻的还原了当时大使拜访的场景。

通过在他们中间放置桌子，霍尔拜因将两人分隔开，但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倚靠的道具，因此他们的姿势看起来非常自然。两人都站在大幕之前倚靠着桌子，神情专注的目视前方。桌子还提供了展示各种物品的空间，上面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在当时很先进的科学仪器。

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通常包括乐器、钱币、书籍或鲜花等物品，通过暗示画中人物的爱好、智力、文化、婚姻状况或宗教热情，来丰富对他们的描写。作为一个群体，这些物品被解释为，一篇关于十六世纪中期欧洲宗教和政治动荡的视觉文章。在桌子顶层，展示了用于测量时间、高度、以及星星和其他天体位置的仪器。最左边的是一个天球仪，映射出恒星和行星的位置；中间那个多面体表盘是日晷的一种，是一个在每面都有刻度盘的多面盒状物，这种物体是由亨利八世的皇家天文学家尼古拉斯·克拉泽（Nicholas Kratzer）制作的。霍尔拜因的一幅展示克拉泽正在制作一个多面体表盘的肖像画，现藏于巴黎的卢浮宫。像这样的技术仪器是非常珍贵的，在画中加入它们，也显示了画中人物对数学和科学的理解。

桌子的下层，主要用于展示音乐。上面摆放着一把象征和谐的鲁特琴（琴盒面朝下被遗弃在地板上），其中一根琴弦已经断裂，这意味着宗教变革时代秩序的割裂。左边是一本算术书，打开的书页上，显露出一个与数学除法有关的方程式。在琴的颈部下，搁置着一套长笛，但缺失一支，这表明和谐的缺乏。琴下还有一本打开的路德教的赞美诗书，诗和乐谱清晰易读，可能霍尔拜因故意选择以路德教赞美诗书的标准形式，展示出并不相连的两页。这两首赞美诗是《圣灵降临》和《十诫》，表达了基督徒的团结，可能是塞尔维想以这种形式把它们包括在此。这个架子上的地球仪上显示出的陆地，包括有巴黎东南约200公里处的小村庄波利西（Polisy），丁特维尔在那里有个城堡，这幅画也将会挂在那里：据1589年的一份清单，记录了它在大殿内的装饰。

参观波利西的人可以欣赏到画中人的魁梧和智慧，我们认为，他是在与艺术家的交谈中，拓展出这幅画所修饰的内容，当然还有霍尔拜因惊人的技术能力。丁特维尔粉红色缎子束腰外衣的光泽令人眼花缭乱，其光滑度与他的黑色披风内衬的丰富、浓密的猞猁毛形成鲜明对比。霍尔拜因在其边缘画上了个别的毛发，给人以奢华柔软的质感。悬挂在丁特维尔匕首刀鞘上的金流苏，是用霍尔拜因惯用的镀金技术制作的：他把每根线都涂成褐色，再用一层油剂（一种像胶水一样的粘性物质）覆盖，然后用金箔固定，创造出这些精致、摇曳的线。尽管画面上有很多细节，但有些地方还是暴露了霍尔拜因的工作速度。我们可以看到桌子上的土耳其地毯的各个结，灰色区域是荷尔拜因使用的底色，只是在这里和那里稍微改变了色调，以显示纺织品在边缘的轻微波纹。

无论哪个版本的艺术史，都不会遗忘这幅《使节》。画中对人物与环境的描绘都精细无比，可置于放大镜中审视，而整体上又不失其明快、秀逸的风格。犹如镜头一般将百年前大使们的一瞬间忠实的记录了下来。

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引人瞩目的。最精彩的是：作者将天堂、人间以及地狱三元素都融合进入了这幅画中。

从二人的衣着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一人奢华、一人肃穆，奢华者代表世俗，肃穆者为教士，代表天国。

桌子上层摆放的天球仪、天文观测仪等精密仪器，不仅暗示了两位大师的来意-大航海殖民时代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同时还象征着人们向往的天堂。在画面的左上角，仔细看能发现，在绿色的幕帘后边隐藏着一个耶稣像，这代表天堂的顶端，上帝在天堂顶端向下俯视，观察着、注视着世间百态。这也可能暗示了基督教的团结，表达了通过基督的牺牲而获得救赎的普遍希望。天堂顶端之下肯定也是天堂了，所以最上层的仪器由此推断代表天堂。

桌子下层摆放的物品代表人间。如鲁特琴代表着音乐；地球仪代表着大地、代表着人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在500多年前就已经有地球仪了；再看尺子、圆规、以及一本打开的算术书代表着数学；路德赞美诗集，代表着宗教。这些元素，在古典时期，被人们认为是可以让人变得理性的东西，以此可以接近上帝的真理。

前景，在罗马科斯马蒂式地板上，可以看到一个失真的骷髅头，这对画家的绘画技艺来讲是一大挑战。这幅画可能原本要挂在一个离观众较远的位置，这样从视觉上，整个画面比例就会缩小，骷髅头就会显得更加逼真。如今，我们只有蹲下来从右边看，才能感受到它逼真的效果。在西方画作中，骷髅的出现，往往寓意着死亡、神秘以及生命的流逝。画家为什么要如此手法处理这个骷髅头呢？因为死亡是看不见的、是神秘的，所以我们从正面看到的骷髅是模糊的，不清的。只有从特别的角度观看，才能辨认出骷髅的形状。霍尔拜因以其高超的画技，如同施了魔法般令骷髅的形状自由变换。

左上角十字架上的耶稣，与前景的骷髅头，在视线上形成交叉视角。在顶端天堂的俯视下，是人间的场景，再往下便是恐怖与神秘的地狱了。这样布局将这幅画的所有元素融为一体。

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常常被委托作为对生命脆弱的提醒，或者说是死亡纪念品。这幅画中最不寻常的元素，就是骷髅的变形，这种扭曲变形的效果，在伦敦国家肖像馆收藏的、爱德华六世的一幅不寻常的肖像中也能看到。

《使节》被誉为北地文艺复兴时期最惊艳的一部作品。完成此作品可能历时几个月，但画中人物可能只是在霍尔拜因面前摆过一次姿势。霍尔拜因能在几个小时内画出一幅非常精确的人物素描。

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1497/98年生于德国奥格斯特堡，1543年卒于英国伦敦。是德国的画家、绘图员和设计师，以其精确的绘图效果和令人信服的现实主义肖像画而闻名，尤其是那些记录英王亨利八世宫廷的肖像画。

霍尔拜因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家族中的成员。他的父亲老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Elder）和他的叔叔西格蒙德（Sigmund），因在德国的晚期哥特式绘画中略显保守的画风而闻名。霍尔拜因的一个兄弟安布罗休斯（Ambrosius）也是一名画家，他在1519年左右就已经是一名成熟艺术家了。霍尔拜因兄弟无疑首先在奥格斯堡跟随他们的父亲学习；他们两人也于1515年左右，在瑞士巴塞尔（Basel）开始独立创作。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年表将霍尔拜因牢牢地置于16世纪德国第二代艺术家的行列。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马蒂亚斯-格鲁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和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都出生于1470至1480年间，在霍尔拜因刚刚开始其职业生涯时，他们已经创作出了成熟的杰作。事实上，霍尔拜因是他那一代人中唯一真正杰出的德国艺术家。

霍尔拜因在1515年至1525年这十年间，在巴塞尔的工作极为丰富，尽管有时也会出现衍生品。对意大利北部（约1517年）和法国（1524年）的考察，无疑分别影响了他宗教题材和肖像画的发展。霍尔拜因于1519年进入画家协会（the Basel artists’ guild），同年与一位皮匠的寡妇（Elsbeth Binzentock）结婚（共育有4个孩子），于1520年成为巴塞尔的一名乡绅。到了1521年，他在巴塞尔市政厅的大会议厅里，进行了重要的壁画装饰工作。

霍尔拜因很早就与巴塞尔的出版商和他们的人文主义圈子有联系。在那里，他获得了一些肖像画的委托，如人文主义学者博尼法修斯-阿默巴赫（ Bonifacius Amerbach，1519年）的肖像画。在这幅画和其它早期的肖像画中，霍尔拜因使用了强有力的人物形象和配饰、强烈的目光和戏剧性的剪影，彰显了德国肖像画大师的特定风格。在巴塞尔，霍尔拜因还积极为扉页和书籍插图设计木刻，他在这一领域最著名的作品是一个41场景的系列，展示了中世纪寓言式的 “死亡之舞 “（Dance of Death）概念，该作品早在1523至1526年间，就由他设计并由另一位艺术家剪裁，但直到1538年才出版。作品的场景显示出一种完美的秩序感，在一个非常小的格式中，容纳了许多关于死亡受害者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信息。在肖像画方面，霍尔拜因的细微观察力也很快得到了体现。他的第一幅主要肖像画是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523年），描绘了这位荷兰人文学者，坐在书桌前从事他大量的欧洲通信工作，他的手和他精心控制的轮廓一样被敏感地呈现。

在霍尔拜因1526年前往英国之前，他已经设计了一些既支持又反对路德教的作品。1528年回到巴塞尔后，他在犹豫不决之后接纳了新的、官方的宗教信仰。但很难把这一行为解释为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变化，因为霍尔拜因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宗教作品，就像他的肖像画一样，是对物理现实的出色观察，但似乎从未受到基督教精神的启发。这一点在《坟墓中死去的基督》（the Dead Christ in the Tomb，1521年）、和构图精美的《堡主梅耶的家庭崇拜圣母》（Family of Burgomaster Meyer Adoring the Virgin ，1526年）中都有体现。在后一幅画中，霍尔拜因巧妙地将中世纪晚期德国的构图格式与精确的弗拉芒现实主义和意大利不朽的形式处理相结合。霍尔拜因显然是在1530年左右，自愿放弃了几乎所有的宗教绘画。

1528年至1532年在巴塞尔，霍尔拜因继续为市议会做重要的工作。他还画了一幅也许是他唯一具有心理穿透力的肖像画，那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约1528年），这幅画无疑传达了这个被遗弃家庭的一些不快。尽管巴塞尔方面提供了慷慨的条件，但霍尔拜因第二次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在英国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1年。

他在英国度过了他一生中的两个时期（1526-8年和1532-43年），为都铎王朝的宫廷贵族作画。他给英国带来了欧洲大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影响了英国的文化生活。

1533年，霍尔拜因已经开始画宫廷人物，四年后，他正式进入英王亨利八世的麾下。1543年，他死于伦敦的一次瘟疫流行。据估计，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霍尔拜因为皇室和贵族绘制了大约150幅肖像画，有真人大小的，也有微型的。这些肖像画，从描绘在伦敦工作的德国商人的华丽系列，到亨利八世宫廷的法国大使的双人肖像（The Ambassadors，1533年），再到国王本人（1536年）和他的妻子简-西摩（Jane Seymour，1536年）与克里夫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1539年）的肖像画。在这些画和其它画作中，艺术家展示了他对植物、动物和装饰品的迷恋。霍尔拜因为他的委托人画的初稿中，也包含了关于珠宝和其他服装装饰的详细符号。有时，这些物品指向画中人生活中的特定事件或关注点，或者画中人的职业或性格的属性。配饰和脸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充满刺激的关系，避免了简单的对应关系。

霍尔拜因的成熟肖像画在表面和深度之间，呈现出一种引人入胜的布局。画中人的轮廓和在画框中的位置，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而用金箔在画面上制作的铭文，则将画中人锁定在特定位置。与这种精细调整的二维设计并列的，是天鹅绒、毛皮、羽毛、针线和皮革的幻觉奇迹。霍尔拜因不仅是一位肖像画家，也是一位宫廷的时装设计师，他为国王设计了所有国袍；此外，他还留下了250多张精致的图纸，内容包括纽扣、庆典用的武器、马的装备以及王室的书籍装订等。这些作品表明，霍尔拜因专注于表面纹理和细节设计，这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在他的肖像画中融入巨大的心理深度。

霍尔拜因在绘画、捕捉光线和空间、以及将个人物品融入图像方面的精通，影响了 16 和 17 世纪的肖像画家，这包括尼古拉斯·希利亚德、伦勃朗、扬·维米尔、范戴克和鲁本斯。霍尔拜因在19世纪后期复兴，当时他启发了许多主张在绘画中追求更自然主义的艺术家。

霍尔拜因的肖像画，并没有揭示出肖像者的性格或精神倾向，这一事实与对艺术家生活的了解完全一致。他的传记，基本上是对不同事实的叙述，但关于他的个性，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一张纸条或信件，出自他本人之手。其他人对他的看法，往往也同样难以捉摸。伊拉斯谟是和霍尔拜因相关的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在一个场合赞扬并推荐了他，但在另一个场合却蔑视他是机会主义者。事实上，亨利八世派霍尔拜因去欧洲大陆帮助他挑选新娘，为他提供一幅可靠的画像供其审视，可能他是唯一对霍尔拜因有绝对信心的人。

霍尔拜因的超脱、和拒绝屈从于可能抑制他创造力的权威，使他能够创作出美丽和辉煌的画作，从未受到过质疑。如果他是一个更虔诚的基督徒，或者会更受制于时代的动荡，他的艺术成就可能就会大不相同。近来，人们注意到他的作品中缺乏精神上的投入，尤其是在16世纪，很少有艺术家能在席卷欧洲的宗教冲突中保持清醒。因此，霍尔拜因的艺术效果，常常被认为是艺术性的和外在的，而不是表现性的或情感性的。

霍尔拜因成为16世纪最有成就的肖像画家之一。他的画逼真的为我们呈现了当时的社会景象，堪比我们当今的单反相机。在他笔下的每一个历史人物，通过他们的肖像画里记录的样貌、服饰等，可以对人物的信仰、地位、修养、气质、性格等各方面有一个深透的了解。所以把他留下的那些肖像画串一串，就是一部16世纪的欧洲历史。德国、英国、瑞士都将他列入自己国家著名的画家名录中。

国家美术馆收藏了他的其它几幅作品：《一位女士与一只松鼠和一只八哥》、《丹麦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na of Denmark）》、《米兰公爵夫人》等。

注：以上内容选自国家美术馆官网及其出版物、网站https://www.britannica.com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