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组二十块的釉面瓷砖，山西珐华器风格，可能最初来自两个建筑物，据考证曾是山西省的寺庙建筑屋脊上的装饰品。现在它们被排列成4排，每排由5块瓷砖组成。上面塑造的是三爪龙，并配以花饰，如莲花和牡丹。其中两排是黄龙，两排是蓝龙。
龙是中国古代吉祥如意和皇权的象征，传统上认为它可以掌控供水系统，能呼风唤雨，因而有防范火灾的美好寓意。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材料是木头，所以避火的寓意尤为重要。
这组瓷砖在颜色和图案的设计上，也暗含了中国人对于阴阳相互调和的信仰。阴阳即事物相反的两面，正如光明与黑暗。明亮的黄色龙，往往会放置在一个朝南的屋脊上，代表着阳；蓝色的龙则朝北放置，代表阴。
20世纪早期，在中国最后一个皇朝覆灭的混乱期间，这组釉面瓷砖从原址被移走，并被排列成壁板而受到保护。原本可能有22块，为了整体的协调美观，舍弃了2块并排成了4排。后来有一些瓷砖遗失了，一些则损坏了，造成了板壁上的一些小缺口。
此组文物为何东爵士在2006年拍卖所得，并捐赠于大英博物馆。
策展人的评论：
这些屋顶屋脊瓦是由中国建筑史学家赵牧云研究的，她是纺织专家赵峰的女儿。赵峰于2006-7年度在大英博物馆从事Stein系列纺织品的研究。当他看到这些龙纹琉璃瓦，就拍照后把照片带给了赵牧云，赵牧云在2007年撰写了以下报告，鉴别出瓷砖上某些像菊花的图案，其实是牡丹。
以下是赵峰与赵牧云写的，关于大英博物馆龙纹琉璃的几点认识：
一，龙纹琉璃的基本情况：
大英博物馆新近获得了一组琉璃制品。此套琉璃制品应为中国古代传统建筑正脊装饰贴面，共20件。底黑，刻有黄，蓝两色的行龙两对，并配饰有荷花、牡丹纹样。
我们将每条龙分别编组：
蓝色面的右龙为第1组，
蓝色面的左龙为第2组，
黄色面的右龙为第3组，
黄色面的左龙为第4组，
并分别从龙头至龙尾方向编上A，B，C，D ，E号。每组首尾两块（即1A，1E，2A，2E，3A，3E，4A，4E）的长度相等，为40厘米；其余长度相等，为58厘米。厚度均为3 -5厘米左右。
其中1组背后从E至B写有汉字：“正脊西头一号”至“正脊西头四号”，3A写有“正脊西头六号”；3组背后从E至B写有汉字“正脊东头一号”至“正脊东头四号”，1A写有“正脊东头六号”。
从纹样来看1组和3组的A，B号贴面无法准确相连，由此确定其中缺少一块贴面。而2组和4组则准确相连，即各对龙非对称。仔细观察1、2组贴面纹样，除去1组A、B间缺少一号，两组基本协调对称；1D，2B上均饰有蓝色琉璃盛开荷花样，1A，1E，2A，2E上则饰有黑色琉璃荷叶，两条蓝色琉璃行龙腾云驾雾，穿梭于枝繁叶茂之间。第3组花饰则为牡丹花，颜色与前相同。龙面为黄色。有趣的是，第3组黄龙张牙舞爪，且前方叶上有宝珠一粒，与别组龙均不同。四条龙在细节处理上（如鳞片）均有变化，表现出其精湛的工艺。
二，龙纹琉璃的工艺史及产地的关系：
琉璃是一种使用于建筑构件上的低温铅釉制品。同类技术的釉陶最初出现在汉代，但史载琉璃在使用范围上，已突破了汉代日用器皿和随葬品的范畴，开始使用在建筑屋顶装饰方面上，这就使琉璃有了广阔的使用范围和更多的使用价值。
从5世纪初起，人们称建筑物上的铅釉装饰物为“琉璃”，视色釉器为“釉陶”。实际上，从器皿发展到建筑物上，这只是范围上的不同，或是使用范围的扩大，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到6世纪中叶，北齐宫殿上已有少数黄、绿色琉璃瓦，其他则多在青瓦上涂饰核桃油。由此看来，魏齐间仅在都城皇室建筑物上装饰琉璃部件。
唐代除制作琉璃器物外，建筑物上使用琉璃作为装饰物的地域和范围，比前显著扩大。就目前所知，山西的介休，陕西的长安，河南的嵩山，东北的渤海国等地的重要建筑物上，都出现了琉璃吻兽和瓦件。山西介休县洪山村出土的唐贞元11年（795年）法与寺界限碑中，有“西至琉璃寺”的记载。既称琉璃寺，就必有琉璃制品和装饰部件。此寺址距当时的介休古瓷窑址仅有3公里，附近森林茂密，又盛产煤炭和陶土，为烧造陶瓷和琉璃提供了多余的燃材。由此，介休烧造琉璃的历史，似可上溯到公元795年，法与寺和琉璃寺的琉璃就应是在这里烧造的。
元代，山西琉璃业开始进入兴盛阶段。品类、造型、工艺、色彩等各方面，均较前有大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山西寺庙建筑的发展，琉璃建筑几乎遍布全省。如元初创造的芮城永乐宫，各殿瓦顶上琉璃构件，制作技术极高。
明代山西的琉璃艺术空前兴盛。永乐到成化年间（公元1403-1487），山西的琉璃业大为发展，使用范围日渐扩大，品类增加。工艺技术上也有所突破，色釉除黄、绿、蓝、白、紫、赭、褐等色外，又增加了黑色、酱色、棕色，其中孔雀蓝（又称翠蓝）和孔雀绿（又称翠绿）较前更加艳雅纯正，而黑釉产地在北方仅存于山西境内，主要有两处，一是阳城，二是介休。介休义棠广济寺（天顺6年即1462年建成）殿顶上的脊、吻、刹、兽、龙、凤、狮、麟、仙人、武士等等，均在胚胎之上施黑色釉彩。其釉色明亮，与其他颜色的有的琉璃制品比较，风韵截然不同。此后75年至嘉靖16年（1537年）重修此殿，仍以黑色琉璃补葺。
大英博物馆所藏龙纹琉璃制品施蓝、黄、黑色釉。琉璃釉为低温色釉之一，釉料以石英为主，铁、钴、锰为着色剂，以铅为助熔剂烧成，其釉色有黄、绿、蓝、紫等多种，特别引人注目的有黑釉作底。由于山西琉璃的兴盛，特别是独特的黑釉技术，我们基本可以判定，这套龙纹琉璃的产地应该是在山西。
三，龙纹琉璃的纹样与年代的关系：
元明之间，进入宗教的发展，佛寺、道观和世俗神庙的神龛、影壁或屋顶构件之上所用的琉璃，采用了更为灵活的装饰题材。以脊饰而论，人物有：菩萨、僧侣、仙人、力士、化生童子等等；禽兽有龙凤、狮虎、麒麟、大象、马匹、大鹏鸟等等；此外，桥梁、楼阁、花卉、日月星辰等等，无所不包。以龙形而言，升龙、降龙、盘龙、左龙、行龙、卧龙、龙串富贵、二龙戏珠等等，真是各尽其妙。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些关联的龙纹琉璃正脊进行比较，永乐宫的建筑上就出现龙纹的正脊。其中三清殿的正脊两面堆塑着升龙、降龙、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和莲花、牡丹等花卉图案。
潞城县李庄文庙大成殿上的琉璃，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元代作品。正脊两侧，堆塑着八条行龙穿梭于牡丹之中。该殿琉璃上有元代至治元年（1321）和至元元年（1335）的题记。平遥城南 冀壁村双林寺天王殿正脊行龙的造型，于此也十分相象，该殿年代为明弘治十二年（1499）。平遥 冀壁村双林寺大王宝殿和天王殿上的琉璃制品，都是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所造。正脊两侧行龙与该套琉璃相似。
宣德5年间（1430年）所造天镇慈云寺 噼卢殿 脊侧的花卉以牡丹为主，蛟龙串于其间。脊上狮、麟、凤、鱼、马、狻猊等禽兽，或息或奔，各具形态；童子侧身仰卧、丰润生趣。
洪洞广胜上寺大雄宝殿的脊饰，是明景泰3年（1452年）重建殿宇时烧造的。脊饰游龙肥瘦适当，蜿蜒自如；花卉枝叶繁茂，色彩艳丽；狮虎威猛雄健，神态逼人。
介休义棠广济寺（1462年建成，1537年重修）正殿顶上的正脊，亦是彩色的龙穿花卉纹，风格与大英博物馆所藏龙纹琉璃非常接近。
清梦观内三清殿上的琉璃，是道光四年（公元1284）重修时烧制的。脊饰雕塑十分华丽纷繁。脊中所塑行龙，身式蜿蜒，鳞甲细小，釉色富丽，但与明龙风格截然不同。
从图案上看，大英博物馆所藏龙纹琉璃中的穿花三爪龙，与潞城李庄文庙元代大成殿正脊上的龙纹十分相似。同时，平遥明代弘治年间双林寺天王殿正脊行龙的造型，与此也十分相像。此套琉璃制品工艺精湛而不繁复，用色少而不显单调，因此，应当为明代遗留文物。
四，龙纹琉璃原来的使用场合：
我们先可以假设，这套龙纹琉璃应该来自同一个建筑群，而且，很有可能是来自同一个建筑。因为几乎不可能找到风格、品相如此相似的一套琉璃，同时，琉璃侧的成组的刻写文字，也支持这些琉璃出处相同。此外，我们再可以肯定，同一种颜色的行龙 应当成对，左六块右五块。但是，这对龙纹不会来自同一条正脊的正反两面，因为它们的正反两面不能符合，当正面一组是左六块右五块时，另一组反过来之后变成左五块右六块，与正面无法对应。所以这两对龙并不来自同一条正脊。那么，如何解释这种不对称的现象呢？
答案或可以从山西介休后土庙后土殿两侧的朵殿正脊得出。只有在朵殿上，正脊在脊刹两侧并不等长，且外侧长度大于内侧。因此，我们推测此套琉璃的两对行龙，很可能出自东西两朵殿之上的正脊。黄龙菊花纹样脊饰，在西侧朵殿上面南（即正面），故写有西头正脊，并饰有宝珠一粒。蓝龙荷花纹样脊饰，在东侧朵殿上面北（即反面），故写有东头正脊，没有宝珠。这样也符合外侧宽度大于内侧宽度之理。当初拆卸下来的时候应该有四对行龙，每对之后分开编号以标示区别。在人们收藏这些琉璃脊筒时，他们先将双面都有琉璃纹饰的脊柱筒分成两个琉璃板，分别进行编号。四对行龙被分成两组，一组收藏了正面西侧的黄龙和背面东侧的蓝龙，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组，而另一组则收藏了正面东侧的黄龙和背面西侧的蓝龙，此组不知收藏于何处。
至于原来为左六块右五块的布局为何又会少了一块，变成各是五块？我们推测，曾经收藏这些龙纹琉璃的某个人，为了将作品放在家里某处装饰起来，选择了平面的形式。此时，如果把这22块全部在平面上展示出来，则布局时就会有长有短。当时的收藏者可能就临时舍弃了其中不很影响视觉效果的两块，即每一行的第五块，最后排成四行五列。后来，那两块已被人们遗忘，这就是我们在拍卖时看到的形式。
延伸阅读
约瑟夫·何东（Joseph Hotung-何鸿卿）爵士，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一位博学多才的中国艺术收藏家，也是一位慷慨的慈善家。他是香港第一代首富何东爵士的孙子，1930年他出生于中国的上海，在上海和天津就读，并在美国完成了高等教育。后来他获得了伦敦大学外部课程的法学学士学位。他最初在纽约的Marine Midland银行工作，然后在香港开办了自己的公司。随后，他担任汇丰银行和汇丰控股的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约瑟夫·何东爵士一直积极参与香港和伦敦的公共和社区事务。在众多职位中，他曾担任香港大学理事会成员，香港艺术发展理事会主席和SOAS理事会成员。
通过他的兴趣，知识和慷慨的支持，约瑟夫爵士是SOA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杰出朋友和大使。他在学院的主要研究计划包括有关中国人权的项目，以及2003年至今在中东开展的约瑟夫·何东爵士法律、人权与和平建设计划。约瑟夫爵士因其在许多教育和政府组织中的贡献，和参与以及他的众多慈善活动，于1993年被伊丽莎白女王封为爵士，并被授予荣誉勋章；于1997年在香港大学获得荣誉；于2003年在伦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约瑟夫爵士是一位广受赞誉和知识渊博的中国艺术收藏家，尤其是中国玉器，瓷器，青铜器和中国明代家具。他曾在多个主要国际博物馆的董事会和委员会中任职，例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现在是受托人荣誉退休人员和终身研究员。他曾在华盛顿特区的弗里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担任访问委员会的名誉会员，并于1994年至2004年期间在大英博物馆担任受托人，并在那里建造了新的美术馆，包括约瑟夫E.古物35号特别展馆；2009年其捐款支持开办了95号瓷器馆，使原展于亚非学院的戴维德1700件瓷器收藏品，得以在大英博物馆长期展出；于2002年开设的33B玉器馆，展出的玉器大多也是从何东先生的毕生收藏里借展的。
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收藏中国文物2万3千多件，是海外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馆。1992年，在何东爵士的资助下，博物馆设立“Sir Joseph Hotung Gallery of Oriental Antiquities”，即现在的33号馆，于当年11月9日由英国女王揭幕。该展馆成为大英博物馆10个专业部门之一，专门收藏、保护、修复、研究、展示来自亚洲各国的文物。2006年6月，该馆闭馆进行内部修缮并调整格局，并于2017年11月8日重新开放。展馆现更名为” SirJoseph Hotung Gallery of China & South Asia”。
该馆目前展出亚洲文物2000多件，其中半数为中国文物，年代自公元前5000年至今。展品涵盖石器、青铜器、玉器、瓷器、漆器、雕像等。2017年重新开放后，增加了书法、绘画及丝绸等文物。
由何东捐赠的龙纹琉璃瓦就展于此馆正门对面的墙上。
珐华彩也称“法华彩”、“珐花彩”。原指珐华器所施彩,后来将瓷器上用珐华器施彩的方法也称“珐华彩”。珐华彩创始于元代,是用彩画中的“立粉”技术,用特制的泥浆管挤出内含牙硝为助熔剂泥浆,在瓷胎表面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以素红色、孔雀绿色、黄色、浅粉红色等彩料填出纹饰色彩,二次入窑低温烧成。
法华彩又称珐华或珐花，是我国民窑中风格独具的陶瓷产品。它始创于元代，盛于明，早期在山西蒲州一带烧造。法华彩的装饰方法吸收了山西壁画所采用的勒粉彩绘。先在陶胎上用特制带带管的泥浆袋，好似一支装满泥浆的自来水笔，一边挤压泥浆，一边在胎上勾勒凸起的图案轮廓，然后用黄、绿、紫色釉料填上色彩，再经过低温烘烤而成。明代晚期以后，江西景德镇仿制的较多，然而用的是瓷胎。法华彩瓷器造型庄重大方、色彩浓艳、立体感强，这是它的特点。法华器的器型以罐和瓶居多，人物造像有为出众-图案以人物和花鸟为主。
法华瓷器最早是一种陶胎彩器,也是琉璃的一种,是在琉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品种。法华器创于元末,以明代制品最精也最多。
它的制作工艺、配方和琉璃的烧制存在不少共同之处。在古代法华器的制作方法采用了彩画-技艺中的沥粉方法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
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
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珐花的主要产地在山西一带，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场开始烧制瓷胎珐花器，其釉色称其为“珐花釉”。有珐翠、珐黄、珐蓝、珐紫、珐青等多种，色调较之陶胎珐花更加精美，艺术表现力更强。康熙时期瓷胎珐花器烧制得相当成功，以茄皮紫釉、孔雀绿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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