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帽》 Le Chapeau de Paille

这是国家美术馆收藏的鲁本斯（Rubens）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它在十八世纪时首次使用的标题是”Le Chapeau de Paille”（草帽），如何被如此命名至今还是一个谜。

画中人头上的这顶帽子可能是这幅画得名的原因，帽子是整个构图中一个非常突出而独特的特征，但明显的是，它并不是由稻草制成的。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是，Paille这个词可能被误解成Poil（法语中的 “毡“）–在列出这幅画的清单或销售目录时可能出现了抄写错误。但实际上，鲁本斯在另一个场合画过同一个人戴着草帽的形象，那幅画现被私人所收藏。

事实上，这是一顶被称为 “海狸 “（Beaver）的毡帽，在1620年代、此画创作的时候，荷兰的男女都很流行佩戴此类毡帽。就像大而昂贵的水滴形耳环一样，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赋予它强度和韧性并使其能够制造出长而宽阔的帽檐的毛毡，是由来自北欧和俄罗斯的海狸皮制成的。在与加拿大的跨大西洋贸易发展并导致大规模进口皮毛之前，这是一种稀有商品，一般只有富人才会佩戴。鸵鸟羽毛是典型的装饰性材料。

关于这位衣着华贵的年轻女子的身份，虽然没有任何具体的资料来确定，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苏珊娜-伦登（Susanna Lunden，1599-1643）的肖像，她是鲁本斯的朋友兼客户–安特卫普（Antwerp）的一位丝绸和挂毯商人丹尼尔-福尔芒（Daniel Fourment）的女儿。她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在1617年，嫁给了雷蒙德-德尔-蒙特（Raymond del Monte），后者很快就去世了；第二次是在1622年，嫁给了阿诺德-伦登（Arnold Lunden）。画中的她戴着戒指，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说明这幅画可能是在她第二次结婚后不久制作的。现存的记录表明，这幅画由她第二任丈夫的家人所拥有，这也证实这一结论。1630年12月，53岁的鲁本斯与苏珊娜最小的妹妹—-时年16岁的海伦（Hélène）结婚。在鲁本斯1640年去世之前，他们一共生了五个孩子。

很难确切地解释为什么这幅画有一个如此独特的形象。画中坐着的人，那黑而大的眼睛、夸张的长脖子、以及波涛汹涌的背景和灰、红、黑、蓝的简单色调，都促成了这幅画的独特个性。同时，画中人还呈现出一种含糊不清的感觉：她的嘴唇和脸颊上的红晕被袖子的深红色所衬托，她的眼睛被天空的蓝色所衬托，她放大的瞳孔被帽子的黑色所衬托，但她的目光并没有完全与我们对视。她似乎是，要么刚刚移开视线，要么正在鼓起勇气向上观望。她的双臂交叉，似乎略带防御性，但也强调了她腰部的狭长和胸部的丰满。鲁本斯将她的胸部放在中心位置，使她的肤色在阳光下变得光亮，但脸部却隐在宽阔帽檐的阴影下。

在维也纳的阿尔贝蒂纳博物馆（Albertina, Vienna）中，有一幅可能是这幅肖像画的前期研究的素描，但它只显示出画中人的头部和肩膀。和往常一样，鲁本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放大画作。画板之间的接缝现在可以透过油彩表面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右边加了一条木条，然后在底部扩大了画面。这些补充使他能够完成画中人的手部以及胳膊的下部，还能创造一个更大的天空。他在右边增加了黑暗的、若隐若现的云层，与左边更清晰的天空形成对比，光线从那里落在画中人的身体和手上。这片更广阔的灰色羽毛状云层，似乎与覆盖在她肩上的包裹着她的披肩融为一体，并与她帽子上的鸵鸟羽毛和从帽子下漏出的几缕金发相呼应。

这幅肖像画影响了其他艺术家的创作，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wrence）在1827年创作的《皮尔夫人》（Lady Peel，纽约弗里克收藏馆），和伊丽莎白-维吉-勒-布伦（Elisabeth Vigée Le Brun）在1782年创作的《戴草帽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 in a Straw Hat），都是受其启发而作。例如，勒-布伦使用了类似的色调和光线效果，并诙谐地描绘了一顶草帽，以配合鲁本斯画作那原来的、已经被认为 “不正确 “的名称。

附：鲁本斯生平

早年和意大利

     鲁本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不仅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画家，他的工作室创作了数量惊人的作品；而且，他还在17世纪的欧洲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外交作用。他显然是一个迷人的伴侣，被描述为 “身材高大，气质庄重，脸型端正，脸颊红润，栗棕色的头发，闪闪发光的眼睛，热情但内敛，笑容满面，温和有礼”。

1577年，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出生在德国的锡根（Siegen），但从10岁起他就在安特卫普（Antwerp）生活和上学。他13岁时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一位伯爵夫人的宫廷秘书。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有声望的职位，但鲁本斯却发现它令人窒息，于是开始接受艺术家的培训。

训练一结束，他就动身前往意大利，以便亲眼目睹他从摹本中了解到的伟大的文艺复兴和古典作品。他用八年的时间，在西班牙旅行和工作，临摹并吸收了文艺复兴和古典艺术的技巧。

安特卫普

 1608年，有消息称鲁本斯的母亲即将去世。他立即前往安特卫普，但当他到达时，母亲已经离世。回家后，鲁本斯决定留在这个城市。他的名气比他本人更大，1609年，33岁的他被任命为荷兰统治者阿尔伯特大公（the Archduke Albert）和他的妻子伊莎贝拉（Isabella）的宫廷画师。

     鲁本斯现在已经有能力在安特卫普的一个时尚地区购买一栋大房子。他建造了一个大型工作室，以容纳他的学生和助手（因他收到的委托太多，无法单枪匹马去完成）。他亲自将其设计成意大利风格，还在房子里增加了一个基于万神殿（the Pantheon）的圆形雕塑大厅。

     鲁本斯的主要业务是祭坛画，这对于一个喜欢在大范围内工作的艺术家来说非常合适。他是一个勤奋而自律的人，每天早上4点起床，工作到傍晚5点，然后出去骑马，以保持身体健康。在作画时，他会请人给他读古典文学作品。鲁本斯热衷于收集宝石、古代雕塑和钱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包括一具埃及木乃伊），他的收藏成为吸引来访贵宾的一个著名景点。

外交官

     1622年，鲁本斯被委托到巴黎为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遗孀、臭名昭著的玛丽-德-美第奇（Maria de Medici）执行一项巨大的工程，将整整两间画廊装饰成王后和她已故丈夫生活的场景。这是一个棘手的委托：玛丽笨拙而多变，而她最喜欢的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则将鲁本斯视为政治威胁。经过多年的争吵，当玛丽被逐出宫廷时，这个项目只完成了一半就被放弃了。

     1625年，瘟疫蔓延到了安特卫普。鲁本斯举家迁到了布鲁塞尔（Brussels），直到最糟糕的时期过去，他们重又搬回安特卫普。令鲁本斯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妻子在那里病死了，可能是死于瘟疫，而一向坚忍而自傲的鲁本斯，因失去了 “我必须爱护和珍惜一生的人”而悲痛欲绝。

     鲁本斯埋头于外交工作以分散注意力。他在英国呆了几个月，在那里他为热衷于艺术品收藏的国王查理一世完成了几项委托。鲁本斯要为查理完成的任务之一是装饰白厅的新宴会厅（Banqueting House at Whitehall）的天花板。

宫廷艺术家

     从1620年代中期开始，鲁本斯越来越忙于外交事务。位于荷兰南部的安特卫普，是由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帝国统治的一部分。信奉新教的荷兰北部在荷兰人的统治下。双方都希望将荷兰统一在自己的政权之下。

     1610年，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之间达成了为期12年的休战协议，让阿尔伯特大公和伊莎贝拉得以在和平与稳定中继续其天主教统治。1621年，休战结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阿尔伯特大公去世，他的妻子伊莎贝拉继续担任总督，但她的处境岌岌可危，因为西班牙、法国和英国都在试图决定与谁结盟，以及反对谁。

     鲁本斯被邀请作为西班牙荷兰方的代表，代表伊莎贝拉在法国和英国进行谈判。因为画家们经常有理由前往外国宫廷，所以他有条件进行秘密或微妙的访问而不引起怀疑。他成为了伊莎贝拉的密友，她也很重视他的建议。

     1624年，鲁本斯被伊莎贝拉的侄子菲利普四世（Philip IV）授予贵族称号，1627年，伊莎贝拉授予他 “内务府绅士“（gentleman of the household），使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晚年

在国外呆了18个月后，鲁本斯已经受够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政治活动。他回到了安特卫普看望孩子们，料理家务。他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绘画。1630年代，他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他委托了80多幅画作。

1630年，53岁的鲁本斯再婚。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和贵族联姻，而是选择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商人家庭的16岁的女儿-海伦-福尔芒（Hélène Fourment）。显然，鲁本斯对他的新婚妻子非常满意，他们育有五个孩子，她出现在许多肖像画中，包括《派瑞斯的评判》（The Judgement of Paris）的一个版本，她在其中扮演维纳斯（Venus）。

在他的最后几年里，鲁本斯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与他的新家庭一起住在他的乡村别墅–斯蒂恩城堡（the Chateau de Steen）。他开始画更多的风景画，通常是为了自娱自乐，而不是为了出售。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鲁本斯饱受痛风的折磨，在1639年一次特别严重的发作中，他甚至无法作画，几个月后，于1640年5月去世。